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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”

    动态 PRO 稿源:三联生活周刊 2023-09-22 12:13

    大学毕业后的这四年,刘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家那间10平米的小卧室里度过的。

    为了避免懒散犯困,她一度将床单被褥全都清了出去,能用得上的只有桌椅,以及占满一整个飘窗的复习资料。刘同还专门给自己换了一张最硬的木板凳,不带靠背,外加了一个脚垫。每天早上起来,她把身体钉在桌子前,命令自己,双脚不能离开那块垫子。

    考研一战失败后,她在那个房间里备战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的研究生考试,又备战了第一次、第二次公务员考试,以及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编制考试。

    文|孙小野

    八年前,刘同的高考分数刚过一本线不多。她身处西北五六线小城,家里都是普通工人,对于志愿填报给不出多少建议,大家最后定下的思路是,先确保省内一个稍好点的学校,之后再看专业。

    于是她把选定学校排名靠前的专业都填了一遍,她已经不记得都填了什么,只知道最后被调剂到了石油工程系。刘同的父母从字面意思理解,觉得和"石油"沾边的,总是在涨价的。

    入学后,刘同很快发现,同专业的同学大都来自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的职工家庭。刘同忽然有了危机感,她没有那样的家庭背景,不知道毕业后具体能做什么。她只能努力学习和考试,保证自己成绩在班上前列,不要掉队。

    但本科专业通道狭窄且把守森严,即使她通过层层选拔,大概率也会被分到偏远的油田工作。于是刘同决定,先考研,转向就业面更广的方向,至少先从重工业离开。不过她不敢离得太远,而是小心翼翼把方向定在了精细化工类,和本专业所学有交叉,但应用更偏日常。这些信息是她从表姐的一个同学那里得到的,欣喜且莫名的鼓舞后,她把读研的目标定在了那个学姐的毕业院校,一所南方的211大学。

    大三寒假结束,考研的同学太多,刘同没有抢到自习座位,只能在不同的教室里打游击战,运气好时,找到的教室整天都没课,她会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。2018年底,刘同第一次考研,分数过了国家线,但没能进入面试。她认为自己复习布局得比较晚,不及别人用功,这种投入产出比算挺高了。

    那一年研究生的人数为290万,录取人数为81.13万人,刘同原本有机会被录取。当时本校老师给她电话,说她在校成绩优秀,可以调剂回本校读研。父母对这个消息很兴奋,觉得能“一举上岸”。但刘同觉得,继续留在本校读研,既不能提升学院背景,也无法转方向,没有意义。她坚定地推开靠近的小船,继续沉入水中,全力投入到下一年的考试。

    刘同对高学历有很强的滤镜。上大学前,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工人夫妇曾经托举大儿子,也就是刘同的叔叔进入全国顶尖名校,成为街坊邻里的美谈。但全家骄傲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即早逝,夫妇俩陷入长久的悲痛。退休后,他们把一部分希冀投射了小孙女身上,对她的教育非常重视。

    可刘同不算天资聪慧,小学的奥数需要爷爷带上老花镜,学会了再教她。初中之后,爷爷教刘同显得吃力,就给刘同请了家教。在刘同的印象里,爷爷奶奶对她的认可,仅限于偶尔表扬她,饭菜吃得干净、帮忙洗了碗筷。

    他们真正发自内心表扬的,还是那个早逝的儿子,感慨他多么优秀,当年回家,都是先干家务活,再挑灯学习。叔叔在刘同出生前就去世了,她连叔叔的一张相片都没有见过,却一直生活在隐约的对比里。对刘同,爷爷奶奶即使在人前说她性格好,也会在后面加一句:就是学习不够上心。“优秀”是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高级词汇,和学历直接挂钩。高考结果已无法回转,她不想再错过考研。

    因为第一次考研失败,2019年夏天,刘同大学毕业,收拾行李回家后,立刻钻进了卧室复习。那一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41万,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。得益于第一次考研积累的信心,她相信第二次的成绩肯定会有提升。

    的确,第二次考研刘同进了复试,几乎摸到了那个所谓的岸边。但疫情突发肆虐,面试改成了前所未有的线上形式,在1:1.5的差额录取下,她被刷下去了。刘同将失利归结为缺乏面试经验,且初试分数不够高,“如果我初试第一,被刷的人就不会是我。”,岸上泥土松软,她挣扎着,还是没能爬上去。

    接下来,要不要“三战”的问题上,一家人开始出现分歧。爷爷奶奶觉得,两次失败已经足够了,不能把时间全荒废在家里。刘同把这种劝告看作是,他们认为她根本做不到,心里很不舒服。

    家里人又给刘同在国外的表姐打电话,表姐和刘同关系亲近,担心她三战压力太大,建议她多朝外面看看。表姐举了很多例子,说明专业和学历在工作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。刘同说:“那是因为他们有,所以可以不在意。”提升学历成了一个坎,考研也是刘同和自己的战争。

    二战像一个分水岭,和她同级的人,大部分都考走了,没考走的也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刘同的高中算当地拔尖,很多同学都跻身名校,刘同考研211学校却接连失利,心里落差很大。因为不想被人问到,最近在做什么,她主动切断了与大部分人的联系。

    家里人嘴上依然支持,但偶尔会提起,她本可以上岸的那次机会,或者开始讲别家小孩找了什么工作。刘同努力屏蔽着这些,坚持早上七点起床,专注复习到半夜。她给自己设立了诸多规矩和惩罚机制,比如在桌子前的时间以2小时为单位,期间不能起身,不能去厕所,脚离开了脚垫,晚上得多看半小时的书。


    她开始严重失眠了,白天做题时,恐惧随时会袭来,觉得自己复习远远不到位,或者猜想,是不是又考不上了。负面念头裹得喘不过气时,她就躲起来默默哭一阵。晚上躺在床上,她经常辗转到凌晨四点才昏沉睡去。而一到早上六点半,她又自然醒了,开始面对新一天的学习任务。遇到不会做的题,她会崩溃地扔东西,等心情平复一点,再把东西一件件捡回来。到了复习后期,刘同的焦虑崩溃越来越频繁,严重时会用头撞墙。

    刘同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还保持着联系,她尝试倾诉,但都是点到为止,怕说多了别人会烦。复习的卧室成了唯一的安全屋,只有把眼泪擦干,调整到轻松愉快的神态后,她才会走出去面对他人。她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,那样的话,也许压力不仅无法缓解,反而容易继续升级。

    可是紧张压抑的氛围还是穿过门的缝隙,快速蔓延到家里的每个角落。刘同的父亲工作在外地,一两周才回来一次,母亲失业在家。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不知道怎么帮忙,就经常在网上刷各种考研视频,有用没用的,都存下来让刘同看完。

    母亲急切地希望给刘同的接连落榜找到理由,最后定性为她起床不够早。刘同反感这种任意的批评,潜在的矛盾慢慢积累后,有一次,刘同洗碗忘了沥水,母亲忽然发了很大的火,劈头盖脸地痛骂她。刘同没有为自己辩解,而是站在一旁默默流泪,等到母亲说累了,才回到卧室继续复习。刘同觉得,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她考研失败,所以家人想发泄情绪,自己也应该承受。

    2020年底,在孤独且高压的状态下,刘同勉力完成了第三次考试。当年院校接连扩招,但报考人数也比头一年增加36万人,达到了377万。录取比例再次降低,刘同虽然已将报考学校换到省内一所985院校,但英语成绩没过国家线,再次被死死绊住。

    考完试后的一天下午,晚饭喝汤,热气蒸腾,刘同取下蒙雾的眼镜。母亲注意到她浓重的黑眼圈,训斥她怎么考完试还在熬夜,是不是在玩手机。这一次,刘同的委屈汹涌而出,哭着说,自己已经很久很久,没有好好睡过觉了。母亲带她去医院,诊断出中度焦虑和抑郁,需要服药。刘同绝望地往水底沉,母亲对她说:“如果考研让你这么难受,让你生病,那就不要再继续了。”

    但停止考研的话,背着空窗两三年的履历,刘同出去很难找到好工作。她觉得,不如继续争取一个应届生的身份,增加就业筹码。那时候是2021年初,市场环境开始下行,当年考研的人数陡增80万,达到457万人,比刘同第一次考研,多出了167万人。

    大环境下,刘同不费力做出了四战的决定。历经挫伤后,这一次,刘同把考公也列入日程,同步推进。但考研是来自强烈的自我驱动,考公则更多是刘同父母的意愿,在他们看来,反正研究生毕业后还是要下水,不如直接游往下一个岸。

    刘同第四次考研时,正值疫情严重的频繁封控期,波折丛生。先是全家通宵等待,才在开考当天早上六点多,接到考点安排的通知。随后的专业课考试中,因为准考证的疏漏,刘同的计算器被监考老师依规扣下,在距离交卷半小时前,才核实清楚还给她,结果为时已晚。

    那次考试的结果,刘同在考场上就已经有了答案。她坦然地接受了,第四次是她给自己的最后期限,和她同级的本科同学大都已硕士毕业,她也到了必须该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。

    直到如今,想到“考研”这个词,刘同依然会难受,有一种被塞进盒子里的窒息感。旁人问起,她会说自己“不够努力”,她依然觉得:“我早上六点多起,总会有人五点起,我晚上学到一点多算晚,别人照样学到两三点。”刘同寄希望于未来,她想等自己足够的经济能力后,再去读一个非全日制,或者申请国外学校。学什么都不要紧,主要是解开这个心结。

    而眼下,刘同要自己去面对生活层面的压力了。但在书桌前坐了好几年,社会环境已变化剧烈,她所谓的规划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。考试好像成了她能掌握的唯一武器,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房间。

    从2022年初开始,在家人的督促下,刘同开始全力考公考编,从一个考场走向下一个考场。

    编制考试的内容本身比考研难度低,但对刘同而言,压力不降反升。受制于本科专业,刘同只能报“三不限”的岗位,竞争堪称惨烈。刘同经历过500多人,甚至900多人争抢一个名额的考试,全部落败。

    上岸的几率越来越低,刘同身边还有几个困在考公里两三年的朋友,有时会相互诉苦。在网上,全职考试好几年的例子比比皆是,大家像是拥挤在水边,胳膊间相互碰撞。

    刘同继续钉在书桌前,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生活。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连续完整的休息了,甚至过年也只敢歇两三天。她太想出门旅游了,还想有空学学乐器,或者只是发发呆。而现实是,即使偶尔看到窗外阳光很好,想放下笔出去走走,她也会劝说自己,什么都没考上,算了吧。

    在考编制接连受挫后,有一天半夜,失眠的刘同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吵架。父亲在家时间短,对刘同的情况知之甚少,他言辞激烈地高声抱怨,就是你惯着她,一会儿考研,一会儿考公,这么大年纪,一事无成。刘同默默听了一阵,最后实在忍不住,去拍父母卧室的房门。没等父母反应过来,她在门外哭着大喊:“难道我希望变成现在这样吗?”

    今年夏天,距离刘同本科毕业4年后,在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完成后,刘同决定从家里搬走。

    因为不想带着愧疚感在父母面前生活,也因为老家发展落后,刘同开始在网上疯狂投递简历。为了避免第一轮就被淘汰,她扩充了兼职经历,还预备了一段创业失败故事,胆战心惊地把履历上的大段空白补齐。

    但雇主反而理解这几年的特殊情况,没有询问太多。她顺利地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,在省城一家教育公司带小孩做化学实验,既和她的学科背景挂钩,也不会太累。拿到offer的第二天,刘同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坐上高铁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。

    走之前,刘同把飘窗上越垒越高的复习资料全都卖了废品,几毛钱一斤,总价不到十块钱。窗台被清空后,屋子一下子敞亮了很多,刘同发现,那间小卧室的采光其实挺好的。

    从2018年第一次备考研究生的春天算起,到2023年的夏天,刘同已经在书桌前坐了5年,在老家房间里整整封闭了4年。这是她的21岁到26岁。

    离开家之后,刘同像一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孩,带着一股学生气,看什么都好奇,下班路上一朵粉色的云,都能让她开心半天。

    在那份一个月几千块的工作里,刘同惊讶地发现,很多同事都是研究生,有的来自她曾经报考过的学校,有的来自海外名校。在人才济济的公司里,领导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课时费,承诺的六千工资,最后实发只有三千。此外,领导还会污蔑有分歧的女生,暗指她们有生活作风问题。初入社会的刘同实在无法忍受,选择了离开,也是唯一离开的。

    如今,刘同又投入找工作的大潮中,每天早起面试,路上往返两三小时。她觉得自己留在原地太久了,想要尽快追平别人的时间,把几年的差距补上。

    而让刘同没想到的是,她身边考上研究生,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的同学们,会有一天反过来羡慕她。一个油田子弟,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某县,另一个名校毕业的朋友,被安排到了更偏远的地区,晚上要在野外值班,牵着一条狗在作业区巡逻。聊天时,他们感慨人生已被圈定,刘同身上却还有无数可能。

    刘同当然没有表面上那么自由。即使她已经离家工作,依然无法轻易离开考场。考试仍在继续,下一场考试被安排在9月底,

    父亲又找到刘同的表姐,让她劝刘同尽快回家复习,辅导班花费几万都没关系。表姐提起如今考公难度真的太大,刘同父亲犹豫了一下,说:“可是总有人考得上。”体制外的选择,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,看上去似乎都不可靠。

    刘同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是,好像在路上走着走着,脚下的陆地忽然被瓦解,人直接跌落进水里,所有人都告诉你,要拼命游,游上岸。但上了这个岸,还有下一个岸,前面好像总有一片更大的海,而她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如此脆弱,家人的认可、社会的评价、周围人的眼光,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,都会将其击碎崩塌,让她直接掉进水里。

    刘同明白,如果能够抵御或忽略来自外界的攻击,她也不必继续游下去,可是她清楚自己的性格,无法真的忽视那些评价标准。如果人生真的有岸,她真心羡慕那些内心足够强大的人——他们好像一直都站在岸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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